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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为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


来源:凤凰FM

在东京都港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事务所里,一濑先生和我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老家是在日本列岛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扛枪去了中国。从上海

在东京都港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事务所里,一濑先生和我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老家是在日本列岛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扛枪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子弹打的。“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军人?”父亲总是躲避着不肯回答,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

我读高中时,常常为了那几处伤疤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父亲总是木讷地离开房间。后来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单身来到东京,并因此参加了反战集会和反安保行动。

父亲退休后来到东京,和我一起居住。我不再追问他那些往事,我想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他的儿子,我已经开始帮助中国人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旧债。

一濑先生说完这一个故事,一直低着头。我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一个家事。

我和一濑先生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了一个宣讲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宣讲日军暴行。我是作为唯一的随团记者与他们同行。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事务局长,这一次的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便由他操办。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需要王选伸手相救。他总是很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除了美国国会,在纽约、华盛顿,在旧金山、多伦多,交流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华侨以及华人反战同盟,于是,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叫做“打倒倭寇”。

史知识范畴中,“倭”只是一个古代国名,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因此在旧金山,当一濑遇到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女作家张纯如时,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吓得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我:“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等我给张纯如做了解释后,张纯如很慎重其事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过去15年,张纯如已故,一濑还在帮中国人打官司。

徐:好多年没有见面,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契机,使得您承担起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

一濑先生: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与中国人受害者结缘,是在1995年8月,我和几位同事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一个中日研讨会,会上遇到了来自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但是,要求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大使馆的任何联系,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不懂日语,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申诉正义。于是我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

回到日本后,仔细研究了这一起战后索赔诉讼的可能性,觉得应该作为一种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契机来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来到浙江省义乌市,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在这一个村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刚好是日本败战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在二战时被强制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来到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而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中国受害者的战后赔偿问题成了日本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们开始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成为一种当然。

徐:当你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你心灵感受到了什么?

一濑先生:第一次的义乌之行,印象很深,因为遭受了极大的心灵冲击。在崇山村,先是感觉到村民们对于我们有一种敌视甚至一种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村民们对我们友好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控诉,那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争先恐后,抢着说话,那种情景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恐惧。日军当年在这个村撒了细菌,后来又到这个村掠夺烧杀,整个村有三分之一404人遇难、23家绝户。许多人说著说着哭了起来。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残暴的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

在离开崇山村时,我和同事们就想到,过去的这一场侵略战争,中国人受害最大,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就决定要帮细菌战受害者打一场官司。

徐:在中国的调查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一濑先生:困难还真不少,首先是当时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的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调查的困难。但是,义乌市还是很支持,一些大学的学者们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政府的档案馆里调阅了大量原始的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与受害者的口述资料进行对比,相互印证。因为我们从事的是诉讼的取证工作,要以事实证据为准,不能出差错。

在调查中,其实遇到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无论是倾听受害者的倾诉,还是查阅历史档案,我们都听不懂看不懂,必须要有专业的翻译人员。同时,许多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作为律师,我们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还要向历史学家们求教,后来干脆就直接的聘请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我们律师团的工作。

徐:听说这么多年来的整个诉讼,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一濑先生: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受害者原告的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可以向他们要钱呢?所以,731细菌战诉讼,和后来的重庆大爆炸诉讼,无论是到中国现地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举行各种会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去中国调查和会见原告等,大概已经超过100次,每次费用如果以20万日元计算的话,那也超过了2000万日元。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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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肖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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