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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外交的“潜规则”


来源:凤凰FM

黑色西装、红色领带、无框眼镜,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站在官邸会客厅的演讲台上开始发言时,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铄、笑脸盈盈。官邸内挤满的1200余位听众,是他在中国积攒的“朋友圈”。据

黑色西装、红色领带、无框眼镜,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站在官邸会客厅的演讲台上开始发言时,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铄、笑脸盈盈。官邸内挤满的1200余位听众,是他在中国积攒的“朋友圈”。据说,这打破了日本使馆内部的接待纪录。

木寺昌人为该活动致辞的同时,也发表了临别感言。他回忆起刚刚来华时的场景,“我在2012年冬天就任驻华大使,当时正是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两国关系吹来北京那种又干又冷的北风。”而现在,两国国民交流和经济交流的障碍在逐渐消散,“能够在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时候结束在北京的大使任期,我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感恩。”

本周,横井与木寺在北京进行交接。这是时隔6年,日本官邸首次从外务省的“中国学派”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

在日本外务省内部,有一种天然的“帮派”倾向,初进外务省的公务员都会被要求选修外语,一旦决定了要研修的外语种类,此人就会被描述为进入该外语的“帮派”,例如“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德国学派”等等。其任职经历多半也与该语言密切相关。

原本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在诡谲多变的中日关系面前,也被染上些许“亲华”的颜色。追溯日本对华外交的历史,过去核心的外交官几乎均由“中国学派”来担任。2000年后,“中国学派”不断被日本右翼抨击,认为他们对华姿态过于软弱,有的甚至被冠以“卖国贼”“间谍”之名,以至于其在外务省中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近几年,“中国学派”一词极少出现于日本舆论中,有人甚至说该词成为了“死语”。

作为“中国学派”之一的横井裕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中国学派’复权”的声音在东京甚嚣尘上。不论哪个学派,毋庸置疑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但对中国来说,通过了解日本外务省的这一群体,可以更全面审视中日关系的波折起伏,也能为中国如何通过“中国学派”开展对日外交提供有益借鉴。

【横井裕其人】

“他很高,私下我们叫他‘巨人’呢!”一位同属“中国学派”的日本外交官聊到这位即将上任的驻华大使时笑着说。身高一米九的新大使横井裕据说爱好潜水,这或许能颠覆很多人对日本官僚的传统印象。

从多次接触过他的几位外交官和媒体人的评价来看,大部分人认为他做事干练,对下属要求严,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也有人说“能作秀,实际谈判能力平平”。但他们公认的是,横井是现今外务省里最了解中国的外交官,没有之一。

和学习法语出身的木寺昌人相比,横井裕的“中国学派”身份备受瞩目。依照日本官方的介绍,横井裕于1979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曾参加日本政府组织的中文研修班,先后三次驻华,担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驻上海总领事等职。算上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的时间,他在华时间超过15年。他本人曾说过:“作为外交官,我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他被称为是‘中国学派’的‘最强王牌’!”据日本《周刊现代》副主编近藤大介回忆,当时经常去上海出差,当地日本人对横井总领事的评价很高。“在全球共有88所日本人学校,却没有一所高中。当时横井冲破了反对之声,在上海建立了全球第一所日本人就读的高中,受到普遍好评。”

2010年夏天,横井由上海总领事调任北京日本大使馆首席公使,为当时驻华大使丹羽提供辅佐支持。这期间,近藤曾与其相约去三里屯的德云社看郭德纲的相声表演。当时横井一边吃着伴茶点心,一边咯咯地笑:“真逗!真逗!”回家的路上,他还说:“要想了解中国,还是要多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啊!”

近藤说:“不久后,我们又相约去东四十条看昆剧《牡丹亭》。当晚,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昆曲和京剧的魅力所在。与日本人如此深入地探讨中国文化,这是我被派驻到北京期间的头一次。”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在横井的主张下,日方采用了“转危为福”的外交策略,与中方交涉中国国家领导人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事宜。地震发生后一周的3月18日下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外交部长杨洁篪前来日本大使馆吊唁。由于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当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不久后,横井奉调回国,担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问题上,他被认为有着较为明确的态度,不过时常也会选择“打太极”:对于钓鱼岛问题,他曾说“钓鱼岛不存在领土主权问题,但发生各种事态也是事实”;对于日本防卫省2013年着手制定的“陆海空一体化防卫战略”,他则以一连三个“不知道”模糊回应。

对于政府任命横井裕为新任驻华大使,率先报道的日本《产经新闻》说:“期待‘中国学派’成员的起用能加强收集信息能力。”诸多中国媒体和专家的解读则是,使用“知华派”大使,表明日本重视中国,致力于改善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

 

【能否改善中日关系尚难预料】

将横井裕的“中国学派”背景视为积极信号并无问题,起码说明日本愿意本着相互理解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但这段仕途,远远不能作为其能成为驻华大使的评判标准。

此前有传闻称,这次人事决定并非出自外务省。当前的事务次官斋木昭隆以对华强硬闻名,据说他并不想任命“中国学派”的人成为驻华大使,但实在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犹豫不决后最终交由首相官邸决定人选。

“无论如何,必须得到安倍的认可。”谈及中国大使的人选问题时,几乎所有日媒记者会率先提到这一点。日本某主流大报前驻京记者斋木称:“这个消息是安倍亲口告诉《产经新闻》记者的。”近年来日本内阁的重大人事安排,安倍多半都三缄其口,也一向不喜欢媒体妄加揣测,此次一反常态,看起来应是早有考虑。

 

之所以能获取安倍的信任,横井裕任土耳其大使期间,安倍两次成功的访土经历不可不提:一次是2015年11月土耳其举办G20峰会,一次是201310月的正式访问。2013年5月安倍也曾访土,但当时横井尚未到任。据日媒披露,访土期间,日方成功游说土耳其不要购买中国的导弹系统;此外,安倍还敦促土方尽快批准日本企业参与土耳其核电站的建设。

一位了解内情的外务省人士透露,作为土耳其大使,横井最大功劳之一是在安倍2015年11月访土期间,安排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同观看了日土合拍影片《海难1890》的剪辑版,“令安倍非常感动”。该片根据两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土耳其大使团1890年乘坐军舰在日本和歌山县附近海域发生沉船事故,500多人丧生,69名幸存者在当地民众的营救下脱险的感人故事。

早在2013年,安倍就曾公开称,自己有三个外国朋友——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说,横井裕接受土耳其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伙伴,“除了都是美国盟国,土耳其和日本处境很相似,都不太被理解,也总被周边国家指责。”

对于横井出任中国大使后能否改善中日关系,所有受访的日方人士都给出十分理性的回答:一方面,由于横井涉华经历丰富,有利于正确掌握中国高层的内心想法,而把对华政策导向利好方向;但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另一端主要取决于中方,在中国对安倍政权不信任的现况下,如果目前对日“不理”的政策一直延续,无论什么样的外交官当大使也起不到作用。受访中方外交相关人士则认为,“知华未必会亲华,中日关系能否真正改善,关键还得看日方如何作为,东京的一举一动才是重点。”

【“老朋友”的“亲华基因”】

2014年4月6日,被称为“传奇外交官”的桥本恕在东京去世,享年87岁。日本外交圈流传着一句话:“桥本在对华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数次重大突破中都有他的身影。

严格意义来说,学英文出身的桥本恕并不属于“中国学派”。因为外务省在桥本恕1953年入职三年后才开设汉语研修制度,此前选择中文进修班的外交官一般前往台湾、美国进修中文。但特殊的时期让桥本恕成为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臣”。

入职后,桥本长期被安排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的亚洲局中国课,1972年中美关系急速缓和,不甘落后的日本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优先外交课题。时任亚洲局中国课课长的桥本跟随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92年,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他,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天皇访华。这两次突破都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传奇”的构筑来自于该时代日本对华外交的“便利性”。桥本曾透露过其多次成功的“秘诀”:“当时的对华外交决策只有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我知道,我直接受命于他们,没有其他杂音。凡是重要决定,都得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运作,一旦对外曝光则难成大事。”

这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缩影。完成邦交正常化后,拥有“亲华基因”的自民党派阀“经世会”统治日本政坛30年,他们通过培养值得信赖的核心对华外交官,在相对秘密的状态下实现与中国高层的高效外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评价称:“当时这些‘中国学派’作为日本外务省对华外交的主心骨,为维护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基本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派’等同于‘亲华派’。”

在梁云祥看来,导致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主权纷争一直存在,但当时两国首脑同意搁置这些难题,求同存异,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站在中间的核心外交家深知其中的不易,也会用心维系这种脆弱的友好关系。“这种对华友好的传统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国学派’。”

除了日本政坛的支持,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两国的社会氛围。当时日本的舆论支持对华友好,1989年之后也是日本最先对华解除制裁,所以“中国学派”的兴盛是与日本政府、民间的步调相一致的。

【“中国学派”登顶路线图】

在日本所有省厅中,外务省的仕途机制算得上特例。一般来说,官僚在其他省厅的仕途巅峰是事务次官,但外务省在2004年改革前,事务次官之上还有驻主要大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这一特例也被比作“在金字塔的顶端还有一片新天地”。

从数据来看,外务省的内部竞争异常激烈。每年通过国家公务员“1类”考试,成为重点培养对象的精英外务官僚有20-25人,他们中的一半将被派驻成为在外领事馆的参事官。但大部分人在担任参事官乃至公使之后也只能成为中小国家的大使,仅有两三人能爬到局长(相当于中国司长级)以上级别,最终成为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级)的只能是其中之一。

由于日美同盟的原因,过去北美局一直是外务省最重要部门之一,外务省内的重要职位几乎都由欧美派“把持”。但驻华大使一职算是“漏网之鱼”,也为“中国学派”提供了机会。“在欧美派官僚统治下的外务省,长期和俄罗斯以及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更加具有‘排他性’。首先,两国语言、国情与欧美等国家截然不同,情报收集及决策非他们不可;其次,两国都是比肩英美的大国,在此工作的外交官也比较能发出声音,从而成为‘独立王国’。”

在《凤凰周刊》独家获取的“中国学派”名册中,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算起,截至2012年,共有202位外交官,其中90人属于上述通过“1类”考试的官僚,其余则属于“专门职”官僚,即只专注于对华事务的外交官。

一旦进入外务省研修汉语、成为对华外交的专家,其“登顶”路线就基本被确定:首先用20年左右拿下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此后与中国高层构筑强固的关系,再用约15年成为亚洲局局长、晋身外务省干部之列,最后“越过”次官级别成为“特命全权驻华大使”。

除了能力以外,与政治家的交情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木寺昌人备受好评。与官邸交往密切的一位资深媒体人透露,木寺为人谦虚,曾自称“内交家”,很会维护与官邸的关系。“在中国任职期间,木寺每次回国都会向安倍汇报,也很尊重政治家的意见,与过去一向自视清高的外务省精英形成反差。”

与其他官僚机构相比,由于外务省干部更容易与首相见面,因而张口闭口就是“官邸怎么怎么样”,被其他官僚私下批评为“颐指气使”。2001年之前,对“中国学派”而言,拥有“经世会”这一自民党最大的派阀作为后盾,不仅能够成为对华外交的助力,在外务省内外的影响力也能得以强化。

“对他们而言,有一个言听计从的亚洲局局长非常重要——除了维护日中关系外,该局长手中每年掌握超过1600亿日元的官方开发援助权限,能够让政治家与对象国高层维持良好合作的关系,同时保证他们在政坛上的话语权。”据日本某保守派大报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资深记者野口说,亚洲局掌管的不仅仅是中国事务,但“只要控制‘中国学派’,就能对亚洲全体的外交施加影响力”。

【“中国间谍”日渐式微】

当年桥本恕的努力,为其继任者国广道彦的履职铺平了路。国广1992年10月到任,当月日本明仁天皇就历史性地访华。国广1992年到1995年任内是上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交往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不久后,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再掀波澜。

2000年以后,日本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自民党第一大派阀易主——旧“经世会”经历了分裂和退潮,“清和会”则迎来复苏和崛起。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日益扩大,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日方对华政策被迫需要调整,以日中友好为主旋律的“中国学派”逐渐失势。

谙熟中日关系的斋木说:“最早的所谓排挤,是‘美国帮’的秋叶刚男,此人现任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其2005年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这对当时的‘中国学派’是非常大的打击。主要原因是他们此前的一系列亲华之举在国内遭到激烈批评。”

早在1995年,时任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前往泰国曼谷参加一场东南亚国家外长大会,途中遇到台风紧急降落台湾桃园机场,结果他在机舱内待了几个小时,没有下机。抵达曼谷时,他向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说,自己没踏上台湾土地一步。

在对台事务上,当时外务省的态度一向鲜明。森喜朗政权末期的2001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提出访日,时任首相森喜朗决定给予签证,李登辉向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提交了签证申请。时任亚洲局局长槙田邦彦由于担心中日关系恶化,想尽办法阻止李登辉成行,甚至让外务省谎称“没有接到签证申请”。此事一经曝光,引发外界指责。有媒体撰文质问当时作为中国课课长的横井裕:“这是否意味着谢罪外交的重启?”

批判的高潮来自2002年。当年58日,朝鲜“脱北者”金高哲一家五口逃进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时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及沈阳领事馆默许中方人员进入领事馆将人带走,当时录像拍下副领事给中方人员捡帽子的场景,语气甚为客气。这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施行对华“朝贡外交”。

1983年起任职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在日本一直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但恰恰在他任职的十多年内,中日关系屡陷僵局:2001年和2004年,日方两次为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2001年至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由于小泉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方长期拒绝双方首脑会谈,日本对华舆论也逐渐恶化。当时阿南惟茂和槙田邦彦等人多次出面劝说小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于是被外界批评为“媚中派”,他们的言行在外务省内以及官邸内也变得不受待见。

小泉上台后,“旧经世会”逐渐衰落,却极力维护派阀在对华外交上的“遗产”。李登辉护照事件时,槙田邦彦多次造访自民党总部野中广务的办公室寻求“破解方策”。沈阳事件时,政坛要求阿南下台,但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均表示:“阿南大使只不过说了理所当然的话。作为中方信赖的人物,如果他下台就太遗憾了。”

此番“护犊之心”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学派”的不信任感,认为其无论做什么都是遵循“旧经世会”的意向,并非为了国家利益。此后,“旧经世会”通过联合公明党来维护一贯的对华政策。然而,除去民主党执政的三年,日本政坛一直由小泉、安倍的自民党“清和会”统治,“中国学派”作为“不听话”的“臣子”,注定受到打压。

 

 

近四年来,由于中日关系风雨不断,也让奔赴一线的驻华外交官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据悉,木寺是任内被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最多的驻华大使之一。不少日本外交官也多次抱怨,以前打电话可以约见中国高层干部,现在他们都不接了。

野口感叹道:“相比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频繁会见二阶俊博、谷桓祯一、石破茂等重量级日本政治家,木寺在华时仅能见到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窘迫的状态可想而知。外务省不想用‘中国学派’的人,但是其他帮派的驻华大使又无法打开对华外交局面。”

2012年安倍上台后,“中国学派”势力进一步被削弱。最明显的现象是,几位“中国学派”出身的公使之后均未能得到提拔。

据了解,“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公使堀之内秀久20146月直接从北京调往美国,出任洛杉矶总领事一职。另一位公使和田充广于20152月成为底特律领事馆总领事,两人或将都无缘对华外交。

也有日媒披露,2015年9月在中国举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前,“中国学派”的驻华公使远藤和也提出主张,认为日方应该派人出席阅兵式,结果招致官邸和外务省的不满。“他本来有望成为中国蒙古第一课长,结果被派到联合国政策课任课长,成了闲职人员。”

日本驻美公使、前上海总领事泉裕泰2016年调任回国后,不久前被任命为外务省研修所所长。斋木说:“这好比一个杂志的副主编调去广告部管发行。”

更值得关注的是,据《产经新闻》3月25日报道,泉裕泰离任后,日本驻美大使馆30年来第一次没有了“中国学派”,而之前一般会有两三个“中国学派”。文章认为,这样做对中日关系不利,“因为现在是最应重视中国因素的时候”。

上述“中国学派”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前驻华公使垂秀夫。垂198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院,进入外务省后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此后在驻华大使馆以及香港总领事馆工作,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仅看经历,实属传统的晋升路线。

不过,由于垂秀夫与传统的“中国学派”划清界限,反而得到首相官邸的信任。很多人高度认可他的情报收集能力,有传言说由于其在华期间收集了很多对中国政府不甚友好的情报,导致其在任内“突然”被调回日本。

当时很多人觉得,由于失去中方的好感,垂的政治生涯或许要到头了。但恰恰相反,20139月,垂秀夫被调回外务省,担任被认为对华有核心决策力的官房总务课课长一职,短短几年又当上亚洲大洋洲局的二把手。如今,他更被熟稔外务省事务的记者公认为是目前“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

除了能力不错以外,垂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也非常善于运作人际关系。据一位驻京的日本媒体人回忆说,他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重点要搞定内政,所以他曾专门拜见公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大佬们,“得到政治家的认可,也是让自己获得高位的有利保障”。

在野口看来,垂的做法恰恰是“中国学派”重返政治中心的正确方式。“‘中国学派’应抛弃过去一味对华友好的根基,构筑综合的对华战略,以专业的汉语以及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作为武器,成为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只有当他们正确掌握以及探测中方的想法,并反映到首相官邸的对华政策中,才能回到外务省的中枢位置。”

斋木认为,近两年来,安倍一直将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作为外交的重大成绩,对于今后是否重视对华外交毋庸置疑,“官邸主导大使人事确实能够增进大使与官邸今后的直接沟通,更有助于落实安倍式的对华外交”。

但他也提出担心说,由于官邸对人事方面的管控严格,导致了政客和官僚的一体化。“外务省也好,财务省也好,在日本都只是官僚机构,按道理不应该牵扯进政治家的纷争之中,做好本分的事情、协助政治家就可以了。但现在,越指望被升级的官僚越努力靠近执政党的有力政客,这也是安倍政权的长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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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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